贝宁共和国，位于西非中南部，南濒几内亚湾，东邻尼日利亚，北与尼日尔接壤，西北与布基纳法索相连，西和多哥接壤，国土面积为11.26万平方公里，首都波多诺伏，全国划分为12个省，人口1340万。贝宁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经济以农业为主，盛产棕榈油。这是官方介绍中的贝宁。
对医护人员来说，贝宁临近大西洋，热带树木繁多，降雨量大，常年空气湿度70% 左右，气温40℃左右。这里只有雨季和旱季，卫生条件差，是真菌滋生的温床。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哮喘等屡见不鲜……在中国早已灭绝的疟疾，依旧威胁着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命。
从贝宁经济中心科托努出发，向西北行驶两小时就能到达莫洛省省会洛克萨市，这里是宁夏援贝宁医疗队驻地所在。尽管早已幻想过无数遍“贝宁之家”的模样，踏进洛克萨基地大门的那一刻，蒋陈还是不可避免地被眼前的景色吸引：白色的外墙，四周绿树环绕，热带果树的树影投在两层小楼上，楼顶的“雷达”和附件直穿云霄，小院新翻的菜地里种着几株蔬菜——这里就是医疗队成员们贝宁故事的发生地。他们初到时是一个黄昏，贝宁正是芒果树开始忙碌的季节，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借着微弱的灯光，甚至能看见枝头已经有些迫不及待成型的小芒果，随着季风微微晃动，仿佛一只只小手在欢迎我们。
“相比当地来说，我觉得医疗队驻地的条件很不错。当地给我们配备了洗衣机、空调等设备，唯一的苦处是有的时候没有水、没有电，就需要自己拿个水桶到处去拉水，或者大家背着发电机发电。”蒋陈自然地讲着风景优美的小院中略显艰苦的生活。每一个医疗队成员都明白，在王公贵族还住着平房的贝宁，这座小院并不是天然的桃源，而是相关机构用四十多天时间精心装修出来、为队员们特意打造的港湾。队员们为小菜园松土、浇水、施肥、种植，种上了豆角、辣椒、空心菜、西红柿等，为这座遥远的非洲小院添上了几分家的味道。
挑水、发电、种菜之类的小事对蒋陈来说根本算不上挑战——他的家乡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的一个小县城，在蒋陈心中，他的家庭“经济拮据”但是“积极上进”，对他和他的几个兄弟来说，只有读书才能给一个人的生活带来本质上的飞跃。努力学习考上大学是蒋陈青春年代里最大的愿望。蒋陈的高中，是一场场中途缺席的活动和一个个只有知识陪伴的深夜：“我当时是非常非常刻苦的，为了调节气氛，我们学校偶尔会包一场电影，或者办一个什么活动，尤其是电影，对当时的学生来说算得上是非常新奇的事物了，但我基本没有完整参加过任何一场活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县城中学里，一个班级的学生里只会出一两名大学生， 他们必须付出常人想象不到的努力，才有可能跨越教育差距的鸿沟。
成为一名医生是蒋陈一直以来的梦想。小时候，县城里的医疗条件算不上好，在蒋陈的记忆中，他和他几个兄弟每次生病，都是在县医院做医生的邻居一手照顾的，从吃药打针到防范科普，这位医生是十里八乡百姓心中最热心、最有能力、最让人羡慕的人，“我对医生这个行业非常向往，我觉得能够为身边或者是这一个地方的老百姓做一点实实在在、踏踏实实的事情，所以就选择了学医。”
“我选择心内科，是觉得在所有的内科疾病里面，甚至在所有疾病里，心内科是最急、最凶险的。抢救在生死一线的病人，开通血管，把支架放进去，看到病人平平稳稳地回到病房，然后又安安全全出院，这会让我感觉到特别的幸福。”蒋陈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本科毕业后，蒋陈成为内蒙古阿拉善盟牧区的一位心内科医生，由于交通不便，一些急危重症患者往往送到医院就已死亡，加上缺少必要医疗设施，他所经手的往往是常见病。“我是一个有点理想主义的人，我希望可以治疗更多的疑难杂症，我希望可以服务更多的人群，我希望可以挑战更精妙的医学，在更多的疑难的、危重的病例中实现一名医生的价值。”
理想的驱使下，他在吉林大学医学部继续深造，后在宁夏参加工作，并成为宁夏第22批援非医疗队的一员。
蒋陈及其他医疗队成员们工作的地方，是达莫洛省的省级医院，这里的规模只有国内乡镇卫生院那么大，整个医院只有几名医生和一些护士，大部分医疗工作都依赖于中国派遣的医生。
这片土地上，医疗资源一向稀缺。刚到贝宁就抢救病人、在深夜被叫醒紧急手术几乎是每一批医疗队成员们必经的故事。蒋陈所在医疗队的队长程江是一名妇产科医生，2018年5月凌晨，她带着蒋陈紧急冲向手术室抢救一名孕妇，该患者是瘢痕子宫，已经做了三次剖宫产，并且胎儿进入腹腔已无生命体征，取出胎儿后子宫破裂严重，产妇还在大出血，患者病情异常危急，处于失血性休克，时间和生命赛跑，只有切除子宫去除出血病灶，患者才有可能存活。探测到大小约为12厘米＊8厘米的，破口处及宫腔内有活动性出血，子宫附件与周围组织粘连严重，解剖结构不清，尤其缺少必要的手术器械及针线，这些都给手术加大了难度，眼看出血越来越多，程江焦急万分。这时，手术室的队员立即将从国内带来的针线全部贡献出来，手术这才进入关键环节，在长达几个小时的抢救之后，这位非洲妇女的生命体征终于恢复平稳。“很累，很疲惫，但是很值得。”程江自豪地告诉伙伴们。
蒋陈永远忘不掉一个老太太康复之后感激的眼神。她是被家人用一个简易的担架抬到医院里的，长时间心衰导致了大量的胸腔、腹腔积液，她的家人完全不知道她的身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检查之后，医生们这个老太太配了条件限制下能获得的最有效药物。一周以后，老太太又来复诊，这次她是走着来的，她还是有腹水、有胸水，但是量已经少多了。老太太对着蒋陈行了非洲非常隆重的半蹲，在她眼中，是中国医生的魔法将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贝宁的男女老少都无条件地相信这些来自中国的医生，当地从未发生过任何医患矛盾。在蒋陈的记忆中，贝宁本地医护人员不会在下班之后还在医院里继续工作，有的时候病人去医院，医院里没有医生，也不会有病人质疑或者生气，他们通常只是沉默着回家，等待死亡或奇迹。
像所有的不发达地区一样，贝宁很难留住人才。在医疗资源及器械高度紧缺、治疗体系分类不够科学等的影响下，当地医学院的学生毕业之后，大部分会选择走出国门去周边条件相对较好的国家，也会有很多学生在毕业之后选择去文化上更加亲近的法国发展。种种原因影响下，这片被太阳眷顾的光明之地独立发展超半个世纪，但依旧无法逃出剖腹产、疟疾、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的威胁。在一届届医疗队成员的指导下，达莫洛省医院的一位外科医生已经练就了内科手术、外科手术都能协助一起做的本领。为了帮助当地发展自主的医疗体系，在为贝宁百姓治病的同时，援非医疗队还承担着为贝宁培养相关医护人员的重要责任，他们通过举办培训班、临床带教等方式，向当地医务人员传授医疗知识和技术，帮助他们提升医疗水平。
到达贝宁不到一周，蒋陈接诊了一个阑尾炎穿孔需要做手术的小女孩，医疗费折合人民币两三千元。当地医生和病人家属沟通，家属表示付不起医疗费，准备带小女孩回家放弃治疗。“我们所有人都非常诧异，国内不管是什么病，一般都是先治疗，医疗费可以治好了再去凑。我们实在不忍心，最后医疗队的几个成员们一起凑钱给小女孩交了手术费。”手术后，医院院长找到蒋陈，沉默很久之后，他对蒋陈说：“这就是贝宁。”在人均月收入400元人民币的贝宁，两千元的手术费太过昂贵，没有钱，就直接放弃，是患者、家属、医院三方心照不宣的规则。病人被带到医院，发现治不起，又原样回家，实在是太平常的事情。
面对这样“平常”的放弃，凑款治疗只是最最理想的特例。援非即将结束时，队员们就遇到了一个不太幸运的小女孩，她才刚刚18 岁，在骑自行车的时候摔倒，一条胳膊掉进了正炸着当地食物的油锅，因为烧伤严重，家属一方面觉得没钱治疗，一方面又认为治不好，尽管医生们主动提出帮小女孩凑一部分钱，但家属依旧十分坚定的选择了放弃。没有人可以想象一个大面积烧伤的青春生命如何在痛苦中走向了凋谢，也没有人应该苛责生活贫困的家属面对高昂的治疗费用选择放弃，我们无法将这悲剧归因于任何一个正在经历巨大痛苦的个体，但无论如何，对于“旁观”一切的医生们来说，这是一生都难以抹平的遗憾。
在贝宁，大多数穷苦人家会将生的最后希望寄托于当地的“土方子”。“在当地的村子里，我们遇到一个小孩病得非常严重，他的家人没有钱请医生看，就请来当地的法师为孩子做法。我们虽然是医生，但是也要尊重当地习俗和当地人的意愿，不能干预……过了一会儿，突然听见孩子妈妈开始大哭，那个孩子就这样去世了。我们很难过，但是无能为力。”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队员们的态度已经从刚开始的气愤、极力想要挽救每一个生命，变成了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做好自己可以做到的每一件事。这些“无能为力”的经验让蒋陈认识到，总有医学达不到的高度、总有医生无法完美解决的事情，一名医务工作者能做到的，只有努力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把自己的工作弄做到尽可能好，仅此而已。
“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这是半个世纪前毛泽东同志对世界局势的判断，中非风雨同舟七十年，谱写了一段段动人的佳线日，新中国刚刚成立，南非民主主义政党发来贺电。随后不久，诸多非洲民主解放人士齐聚新中国，学习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
1955年4月18日，万隆会议召开，来自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340名代表参加，为后来建立中非深厚友谊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3年4月6日，一支中国医疗队从北京出发，辗转10天，经莫斯科、贝尔格莱德、拉巴特，抵达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的赛伊达市。中国政府向非洲国家派遣医疗队的历史就此开始。
蒋陈曾接到距离洛克萨市700公里外一名中国工人的求救信息，他受了严重的外伤，生命垂危。受伤的时候是晚上，我们医疗队就准备出发，但是当地路况不佳，大使馆与我们沟通建议第二天早上赶过去。第二天早晨五点多，天刚蒙蒙亮，蒋陈与一名骨科医生、一名外科医生，赶向患者所在地——拉贡，全程几乎没有规整硬化过的路面，到处坑坑洼洼，700公里的距离，队员们马不停蹄赶了将近12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所在的医院里面没有医生，只有一名护士在值班。蒋陈为这名工人测量了血压，80/50mmHg，休克状态“我们给他输液之后，还需要输血，当地医院没有储备，医疗队员们又为这个病人献了血。随后将病人护送到100多公里外的一个教会医院，那是距离最近的可以进行手术的医院，才把这个病人抢救过来。”
中国同胞、非洲朋友，医疗队成员们竭尽全力克服条件困难，为每一位需要他们的患者送去了最诚挚的关心，赢得了当地群众的广泛赞誉。有时候周六早晨，我们在城市里散步，在路上，只要碰到当地老百姓，他们就会远远给你竖起大拇指：他们，医疗队！
驻地医院的贝宁医生经常邀请来自中国的朋友们去家中做客，由于医生的稀缺，贝宁医生们往往在当地过着还算不错的生活——房子虽然小，但是有好几间。用来招待的食物常常是当地特色：木薯搅团、玉米饼、熏鱼——鱼是当地相较便宜、最可能买到的容易食物。绝大多数时间，本地人的食物只有用木薯做成的主食，蘸一点用圆葱、辣椒，生姜等捣成的糊状的东西，就算得上是一顿正规的饭。老家在南方的魏哥是医疗队最重要的华人朋友，他很久之前就携妻子儿女住在贝宁，在贝宁华人圈里口碑不错，给医疗队提供了很多方便，医疗队吃到的各种口味的豆制品都是魏哥送的，逢年过节，他还给医疗队员们煮饺子、做干牛肉，与医疗队一起分享家乡的味道。
马师傅的工作，是负责洛克萨点14名医疗队成员的饮食，面对并不怎么干净整齐的厨房、种类稀少的蔬菜、不甚放心的肉制品、沟通困难的帮厨，如何在合理分配采购、食材的同时保持食品卫生健康，是他所面临最大的难题。除了牛羊肉等当地能买到的肉类，队员们食用的蔬菜大多依赖每月两次去首都采购，但也仅限于土豆、白菜、茄子几类。为了改善饮食，马师傅和队员一起，将在国内购买的蔬菜种子撒在驻地开辟蔬菜园子，菜园种有玉米、花生、红薯、豆角、辣椒、西红柿、白菜、空心菜、香瓜、南瓜等，目前为止，部分蔬菜已经实现了自给自足。
春去秋来，这里的生活越来越方便，园子里的蔬菜越种越多，小院的主人换了一批又一批，时间改变了“贝宁之家”的模样，但医疗队和当地群众的情谊一直在延续。“医院附近有一个摆摊的妇女，带着一个孩子，差不多两岁，这是上一届医疗队接生的一个孩子，之后医疗队也一直很关心她的成长，经常给她带吃的。每一届医疗队离开的时候，他们都会告诉下一届医疗队，要帮他们照顾好这个孩子。小女孩两岁多的时候，每次我们去看她，她都能认出我们，大家都非常亲切，就像一家人一样。”几代援贝宁医疗队代代相传、共同守护着小女孩的成长，与当地百姓一起守护着这片土地……
电影《走出非洲》中，广袤的草原、成群的斑马牛群、湛蓝的天空，原始壮美却震慑人心，来的时候，凯伦带着满箱子的瓷器和水晶，离开的时候，孤身一人。非洲这片神奇的土地滋养了凯伦·布里克森的心，孕育了一个洒脱不羁、坚强独立的灵魂，尽管最终依然孑然一身，却收获了一个无比丰盈的内在，凯伦一遍又一遍回忆着往昔岁月：
“我非常、非常想再参加一次援贝工作，我十分怀念那段令人难忘的时光。”蒋陈的贝宁、三毛的撒哈拉、凯伦的非洲，不一样的故事，同样令人神往，尽管他们最终都离开了非洲，但他们无一不都被那片土地所俘获、所抚慰，怀念着那遥远高原大陆上的精神故地。
某个黄昏时刻，蒋陈缓缓走上驻地附近的小路，一队非洲妇女赤着脚、顶着五彩的塑料盆摇曳走过，路中间走来五个可爱的孩童，他们甜甜地笑着接过蒋陈手中的奶糖，道一句“Yawa yawa bosoir，cava bien merci”，随后逐渐走远。
1978年，宁夏组建首批援外医疗队23人，代表中国奔赴非洲贝宁执行医疗院外任务，这标志着宁夏援非医疗援助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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