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小岗村农民按手印签协议的事件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那么福建省55位厂长经理呼吁松绑放权信的事件，则拉开了中国城市国有企业改革的序幕。
前几天看到吴晓波的文章，说他收到了黄文麟给他写的一封信，论及了40年前福建省55位厂长经理要求“松绑放权”的事件。
吴晓波写道，“给我写信的黄文麟当时是福建省经济委员会的副主任，也正是这封信的主要起草人和发表推动者。在某种意义上，公开信其实是福建官员与数十位厂长经理们唱出的一台松绑双簧戏。”
后来，我又看到了“福建省纪念松绑放权40周年暨全省企业家大会”的报道，以及我当年的老领导、福州市常务副市长、原福州铅笔厂厂长、55位厂长经理的代表龚雄先生在大会上发言。
1984年，当时，我在福建计算机厂工作，大学毕业两年，被提拔担任了厂里的中层干部，当然很关心国家大事，盼望改革开放。
1.小岗村18位村民签协议按手印的举动颇为悲壮，当事者都是普通农民，时间是1978年。协议只有短短几句话，最后一句话是，如果干部为此坐牢，大家有责任把他的孩子抚养到18岁。
1979年，小岗村取得了粮食的重大丰收，此事逐级总结、逐级上报。1983年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农村联产责任承包制的文件，正式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并且对城里人有所触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之风向城里吹来，恐怕是一种必然。农村的、农业的承包制，一包就灵，那么，撬动城市的、工业的改革支点会是什么呢？这是所有改革者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当时他们开会，听取的是中日合资公司福建福日电视机公司（1981年成立）总经理游廷岩和福州铅笔厂（已经实行了某种程度的放权试验）厂长龚雄的经验介绍。
众所周知，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具有强烈的改革精神，是中央派来的一员改革大将，他已经到处在讲话和写文章，要求各级政府机构对企业放权。
当时他们以福建省厂长经理协会的名义开会，多年的会长可能还是由政府官员担任的，应该就是当年的福建省经委副主任黄文麟，秘书长是福建省经委企业管理处处长滕能香。
会议当天晚上（3月22日）写好了信，第二天（3月23日）送到省委书记项南的办公桌上，第三天（3月24日）就在福建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六天后（3月30日）人民日报就转载了，然后引发了全国的大讨论。
如果说这是一出双簧戏的话，前面似乎还要加一个定语，是政府导演的双簧戏，总导演应该就是省委书记项南同志。当时“福建厂长”要求的松绑放权，主要是厂内干部任免权和奖励基金分配权。
“福建厂长”的遣词用句很有水平（后来知道主笔者是黄文麟），例如“我们怀揣冒昧，大胆向你们伸手要权。我们知道目前体制要大改还不可能，但给我们松绑，给点必要的权利是可以做到的。”
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紧接着，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后来的重大改革是我的导师厉以宁先生倡导的股份制改革。厉以宁先生首次提出股份制建议是在1980年的夏天，那时他出席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主持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会议。他建议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股份制企业，来解决知识青年回城的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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