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毛主席病重在床，医疗组的所有医护人员寝食俱废。所有知情人都感觉到党内的气氛愈发紧张。
7月下旬，中央办公厅的周启才同志和李鑫同志收到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命令，命他们立即开始准备主席去世后的讣告。
本来为领袖毛主席撰写讣告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此时的主席还没有离世，为什么要准备的这么早？
令两个人更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们完成任务后，汪东兴还提议添加一些重要的内容，并得到了华国锋同志的附议。
1976年对于全国人民来说，是沉浸在悲痛中的一年。1月8日，受到全国人民爱戴的周总理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全国有超过百万民众自发的参加了悼念活动，他们心怀悲痛，胸佩白花，肃立在长安街道两侧，默默的送了总理最后一程。这次活动也被称之为“十里长街送总理”。
时年已经九十岁的朱德老总，在得知了周总理去世的消息时，不顾自己身体的孱弱，挣扎着想要到现场参加总理的追悼仪式。
然而此时他的双腿患疾已深，出门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尽管如此，朱老还是在电视上目睹了追悼会的全过程。
接二连三的打击让毛主席的心情愈发沉重，他本来就不好的身体此时更是亮起了红灯。朱德同志离开我们两个月后，1976年9月9日零点十分，毛主席在病床上离开了人世。
宣布主席去世的是陶寿淇、陶桓乐、吴洁、方圻四位权威医生。此时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来不及悲痛，因为主席的身后事相比情绪宣泄更为重要。
一直陪伴在主席左右的汪东兴，此时脑海中规划着有关主席悼念活动和悼词相关的工作安排，尽管天还没亮，但一系列的指令已经从医院发往了各个部门。
周启才意识到了事情的紧迫性，他叫上李鑫马上赶往目的地。两人刚走到怀仁堂门口，就遇见了在外面焦虑踱步的汪东兴。
“毛主席已于今天凌晨去世，现在里面正在举行政治局会议。这个会已经开了好几个小时了，因为有人蓄意阻碍进程至今没有结果。你们拿着的或许就是一锤定音的解决方法，快送进去吧，成败在此一举。”
经过灯光昏暗的走廊，周启才两人走进会议厅，并把一份用信封密封包装的文件，放在了副主席华国锋面前。
华国锋接过文件明显松了一口气，让他们两个坐下后，准备继续会议进程。因为无论如何，现在没有什么事能和稳妥的处理主席的后事相比。
看到华副主席眼中包含的赞赏，周启才和李鑫这时才意识到，自己来的有多么及时。也正是凭借着这份保密级别最高的文件，才让会议走上了正途。
而这次会议决定了主席悼念活动的顺利举行，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给未来的“拨乱反正”打下重要的基础。
回想起当初接到这个命令时，他们的悲伤和迷茫是旁人无法理解的。两个月前也是在这里，汪东兴同志语气沉重地叮嘱道：
“党中央派我来向你们布置一项任务。毛主席目前病情比较严重，虽然医院的同志在竭尽全力，但恐怕不幸随时有可能发生。”
“中央决定提前准备主席的丧事，你二人负责起草相关的讣告和悼词稿件。不过需要牢记这件事时间紧，任务重，保密级别高，在开始之前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过了好一会，两个人才仿佛回过神来一样，迈着缓慢的步伐，心情沉重的走回办公室。当时他们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主席去世了，中国未来该往哪里去？”
思及至此，两人不禁哭了出来。不过留给他们伤心的时间并没有多久，很快汪东兴的秘书打来电话，告诉他们出于保密的考虑，两个人必须留在办公室起草稿件，完成前不能离开。生活问题会有专人来解决。
听到这个决定，周启才和李鑫反而镇定了下来，他们也意识到了尽快完成任务以便随时可以被使用，才是目前最重要的。
踏实下来以后，周启才开始和李鑫探讨主席的讣告和悼词，应该从哪里落笔？虽然组织上的意思是越快越好，但这个没有明确期限的任务应该怎么完成呢？
由于只是向全国人民通告主席去世的消息，所以字数不用很多，只是把名头写得尽量全面和细致就可以了。
随后的悼词起草，两人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们摒弃了一直以来对于主席光辉的革命历史的追忆手法，而是把他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写在其中。
这份悼词没有包含多么华丽的辞藻，仅仅使用平实的语言，包含着全国人民对伟大领袖的深情，实事求是的内容反而突出了毛主席的伟大。他的功绩不需要吹捧，一条条列出来，便已成碑文。
在创作的过程中，两人不止一次的情绪失控，不过最终周启才和李鑫还是圆满的完成了党和人民的嘱托。
因为当时的主席还没有辞世，所以文中有关名字的部分都使用了特殊的三角符号代替。而且完成后只有汪东兴见过原稿，在他审查以后就用信封装起密封，并锁在了保险箱之中。
见到汪东兴的作法，周启才两个人马上明白，这份悼词的重要性，也明白了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防范什么风险。
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地区爆发了严重的地震。由于距离北京不远，当时正在中南海办公的众人也有了震感。
出于安全的考虑，地震发生后人们又在室外的帐篷里住了两天。这两天的时间里，周启才的保险箱从未离身。
所以在接到上级的电话后，他第一时间就按照预先想象过多次的步骤，迅速带上文件和李鑫来到了怀仁堂。
“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中央事先预备的讣告和悼词草稿。这件事事关重大，而且需要尽快决定下来。按照原计划在定稿后，今天下午就会对国内外进行广播，咱们抓紧时间尽快开始吧。”
他拆开信封把稿件交到了起草人周启才手中，让他当众宣读时注意使用尽量慢的语速。读得慢除了适应讣告的正常朗读速度外，也是为了让看不到稿件的与会者能清楚的听懂每一个字。
一遍读完以后，华国锋同志向大家征求了意见，他提议如果有意见就提出来讨论，如果没有那就先进行印刷发到每个人手中，准备定稿。
会议室鸦雀无声，众人大多难以排解心中悲痛，并无太多精力咬文嚼字。没想到此时在沉重的气氛中，一个声音不合时宜的响起。
不用仔细分辨，仅凭她提出的关于小平同志的非议，就知道是谁在搅乱会议气氛了。这个不和谐的插曲让华国锋怒不可遏，可是为了会议顺利举行他强压怒火，没有和对方一般见识。
他故意不理她，只是把目光投向了其他同志。在大家都表示没有异议后，讣告的初印稿仅用不到一个小时就发到了每个人的手中。
一周后周启才和李鑫再次来到怀仁堂，除了他们以外，其他的同志还将商讨主席追悼会的组织和安排问题。
第一是请他帮自己请假。因为汪东兴是主席最信任的人，所以他要守在主席遗体身边，避免意外的发生；另外他还对主席的悼词提出了一点修改意见，那就是希望把主席曾经说过的“三要三不要”，加入到文稿之中。
所谓“三要三不要”，是指主席曾经说过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指示。
这个观点是毛主席在1971年的南巡之中发表的。8月27日在长沙，主席会见了当地的负责人并第一次提起“三要三不要”这个说法。并在现场和大家一起高唱“国际歌”等爱国歌曲。
这个做法的目的显而易见，是为了纠正党内某些甚嚣尘上的错误观点和作法。这次讲话为当地的干部树立了信心，“三要三不要”也从此深入人心，成为日后衡量党内政治活动趋向的重要准则。
周启才一口答应，并在会议开始前向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同志，转达了汪东兴的意见。听到这个消息的华国锋先是一愣，略一思考就明白了汪东兴的用意。
会议开始后，华国锋先是说明了汪东兴没有到场的原因，并且就添加“三要三不要”的问题，由周启才转述向大家征求了意见。
周启才转述完毕后，华国锋第一个表示了赞同，他认为这一条是主席的重要指示，对当前和今后党的建设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叶剑英同志和李先念同志也先后发言赞同汪东兴的意见。
其实到会的人都是心知肚明的，主席离去之后，真正的斗争便来临了。将这条加入悼词，正是对主席的愿景进一步强调，从根本上明确未来的发展道路，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宣告。
不过此时作为被说中心事的一些人，表情就没那么好看了。可是如果提出反对，很可能又会成为反对毛主席指示的众矢之的。
就这样在毛主席追悼会上宣读的悼词定下了雏形。“三要三不要”的加入，不但是对全国人民的一种鼓舞，也开启了党内肃清的道路。
1976年9月18日，毛主席的追悼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北京百万人民群众聚集在这里。下午三点开始，半小时后结束。他的去世成为了这年人们心上最大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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